在当下这个媒体时代，娱乐已经成为一种霸权。娱乐不仅是躯体的欲望，也是一种精神表演。娱乐是一种表面化的生活方式，与灵魂相隔，与梦想无关，更无法解决精神困境的种种问题。娱乐是乌合之众制造的文化假相。在物欲的
娱乐是一种资本行为。吃、喝、玩等等无不打着消费拜物教的痕迹。娱乐实质是在商业意识形态的控制下所制造的一场幻觉而已。各种明星轮番上阵，文化快餐一道接着一道，刺激着大众的感官，给予他们莫名的快感。密不透风的的娱乐氛围是媒体霸权的一种载体，它包围着人的身体，消解着人对意义的探求，麦当劳的诱惑和小资情调的蔓延是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，无论是都市贵族，还是郊区贫民都卷入这场虚伪的游戏之中。欲望越膨胀，娱乐越疯狂。电视不但压迫着大众的视觉，而且也影响着大众的精神气质。行色匆匆的男男女女，居然会在同一个时间段观看着同样庸俗的电视节目。这种一致性是何等惊人。娱乐瓦解了大众的自我记忆。用娱乐的方式造梦是物质时代的乌托邦技巧。这种娱乐不是发自内心的，不是个人的真实选择，而是一种群体性想象。
博得大众一笑成为流行文化的共同追求。在这一目的的照耀下，艺术成了杂耍，文学成了调侃，无厘头大行其道，搞笑术直截了当。当下资源不够用，就戏说“皇阿玛”，或者演绎“红色经典”；本土的资源不够用了，就“哈韩”、“哈日”，靠仿效别人来尽情自娱。“快乐大阵营”、“欢乐总动员”、“开心词典”、“幸运６＋１”之类的娱乐节目充斥电视频道，嘉宾奇形怪状，主持人哇哇乱叫。谁在不知疲倦地生产快乐？是媒体，是看不见的商业之手。但是，在媒体设计的“互动”格局中，大众成为在场者，在从“看”到“被看”的角色转换中，大众得到了虚幻的心理满足，娱乐由商业炒作无形中转化为大众的疯狂需求。作秀成为明星偶像招惹大众青睐的“杀手锏”。秀得越出格、越肉麻、越酸人，大众感觉越过瘾。明星还千方百计通过绯闻、私生活曝光之类的新闻事件，迎合大众的“偷窥”期待。大众需要笑料，没有笑料就无法得到心理满足，大众情愿用金钱来购买笑料。这恰好给商业利润的攫取者带来机会，他们巴不得天天都是大众的狂欢节日。将娱乐日常化，其实是取消了真正的快乐。没有激情、没有高潮、没有精神的愉悦，在一次性的、短命的、快速的重复、模拟和批发中，审美理想消散得无影无踪。
大众视域中的“快乐”是建立在放弃意义追问和现实思考的前提下的。这种快乐，没有理性的光芒，没有诗意的缠绵，而只是大众文化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而已。娱乐对人的驾驭和控制无孔不入。当你突发感慨，对人的境遇和命运感到悲哀的时候，电视依然在喧闹，广告女郎在搔首弄姿，歌星在唱“今天是个好日子”……娱乐改造了人们的语言和说话方式，港台腔、黄段子、伊妹儿、拇指传情等等，在东施效颦中降低着人们的智力。我们清楚，娱乐并不是优越闲致生活使然，而是一种隐喻。哈哈大笑的本质是对现实的逃避。之所以硬要做出“一点正经没有”的姿态，是因为正经起来，会惹麻烦，会自身难保。不问真理，不谈爱情，所以，只有娱乐。娱乐制造了一个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环境，诸如春节晚会、张艺谋电影、冯小刚贺岁片、没完没了的肥皂剧、歌星歌迷互动的同一首歌栏目等等。每一场娱乐都有各自的理由，也都有各自的利润。娱乐特权在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地实行着。尼尔・波兹曼称这种流行的娱乐场面为“伪语境”。他说：“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、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。”“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的避难所。”沉浸在“伪语境”之中，即便是堕落、迷茫，也不觉得。泛娱乐时代的危险性被人们大大地忽略了，他们忘记了这样的问题：“我为何而笑？”“为什么笑声代替了思考？”
（《娱乐至死》，〔美〕尼尔・波兹曼著，章艳译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５月版，１９．００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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